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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贴:     • 改革开放的启动其实是历史很偶然的一个事件 (6932字, 点击: 39) 2蔡平 2021-05-24 20:40:39


(重温章天亮“六四“三十周年特别节目)

今天是2019年6月4日。在30年前的今天,即1989年的6月4日,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大屠杀。这次89民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相当大的、以学生为主体的、民间支持的大规模学生抗议,甚至绝食,发起的这样一场争取民主的运动。


虽然时间过去30年了,但是因为中共还在掌权,所以关于“六四”这个事情,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、很多方面的话题可以加以分析和讨论。今天我们还是先从历史说起。因为“六四”事件发生在30年前,还是属于当代史的范围,所以我们把它放在【史海扬帆】里。因为对“六四”的反思涉及到我们对共产党的认识,包括当时这场运动中,到底某些具体的策略是否合适,包括“六四”之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走向和当时“六四”发生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,这些问题我们在一个系列里来加以讨论,所以我们分成好几集。

首先,我们还是先谈一下历史,因为“六四”的发生和中国搞改革开放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我们知道1978年的时候,中国有一个改革开放运动,一直到现在,当然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中国人的日子确实要比改革开放以前要好过很多;很多人就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,说当时“六四”镇压是对的,认为“六四”如果不镇压的话,就没有中国的稳定和后来的经济发展,所以老百姓不会像现在这样富裕。

首先,这完全是在假设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历史事件,你怎么知道:如果“六四”不镇压,中国走向民主化,或者中国变成一个自由社会的话,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发展呢?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
第二个问题,如果你认为“六四”镇压和后来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,那么你应该认为“六四”的镇压那就是绝对正确的,是一个当时非常英明果断、“功在当世、利在千秋”的事情;我们虽然牺牲了几百个人或者几千人,但是我们迎来了整个国家的大发展,是吧?这么好的一件事情,中共应该把“六四”镇压作为它的一个英明决定,天天讲、月月讲、年年讲,是吧?不停地宣传说我们当时的决断是多么的英明,中共为什么不做呢?为什么不宣传这一点呢?你不宣传恰恰是证明你心中有鬼嘛,恰恰证明你认为当时的镇压是不对的嘛。所以,这些问题我们在后面真的是需要好好讨论一下。

我们还是先回到历史,讲一下1978年所发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怎么启动的。


改革开放的启动其实是历史很偶然的一个事件
在1978年12月底,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。实际上在全会召开之前,即从1978年的11月10日开始,有一个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,主要是讨论农业问题。但是,讨论过程中事情就走样儿了。

因为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两年,文革于1976年的10月份结束,中共内部分成了两个派别,一派是坚持毛泽东的主张,另一派是属于那种要部分否定“文革”的人。坚持毛泽东主张的,领导人物就是华国锋,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席,也被称为“凡是派”。他讲的大概是,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,凡是毛主席定下来的事我们都要坚决的办,被概括为“两个凡是”。


华国锋坚持用“两个凡是”这种说法其实跟他自己的权力来源是有关系的,因为他实际上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权,相当于毛泽东临死之前留了一个遗诏,叫做“你办事我放心”,等于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力给了华国锋。

另一派是以邓小平为首的“实践派”,因为在1978年5月份的时候,中国有一个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,当时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就发过这样的社论,叫做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,就是说毛泽东讲的并不一定都是对的,还是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检验的。这场大讨论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松动:既然说教条上的东西、书本上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对的,那么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些更新的理论,然后在实践中加以检验。

当然实际上这个真理标准,无论是“凡是派”还是“实践派”说的都不对,毛泽东这个东西当然并不都是对的,华国锋也并不认为毛泽东所讲的东西都是对的,否则的话,他就没有必要否定文革了,是吧?因为“文革”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,你华国锋不是讲: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照办,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的遵循,是吧?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你干嘛要否定“文革”呢?所以“凡是派”是站不住脚的。

那么“实践派”当然也站不住脚,因为社会主义实践或者共产主义实践,在全世界已经被证明是一场灾难,不管是哪一个国家,只要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,或者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,这个国家就一定和暴政、饥荒、镇压和腐败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。那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实践派的话,你也应该认为共产党是不好的,是邪恶的,你也应该否定共产党,是吧。所以无论“凡是派”还是“实践派”都是不对的。

关于真理标准问题,将来我们可能在《哲思心语》中要专门讨论,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算做是真理?它到底是不是必须得经过实践的检验?

“实践派”与“凡是派”争权促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结果
下面说一下,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讨论开始出现的时候,我们表面上看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争论,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,也就是“凡是派”和“实践派”,看谁能够掌握意识形态,或者说掌握话语权。

我们知道中共是一个意识形态型的政党,所以如果你要想更换最高领导人,那你只有一个借口,就是这个人犯了思想方面的错误。比如说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把陈独秀、王明等等推下去,就说他们推行的是一种极左路线,比如说某某是投降主义,某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,或者某某他是“凡是派”。实际上中共在搞权力斗争,要想把最高领导人推倒,就必须诉诸于意识形态。所以当时这个辩论,其实是华国锋和邓小平这两派人马之间在争权。这个事情到了1978年底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,基本上局势已经比较明朗。因为邓小平复出之后,不光是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大权,他同时还掌握了中共的军队。


因为中共过去是四支野战军,第一野战军是彭德怀,早在庐山会议的时候就被打倒了;第二野战军那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,所以邓小平他跟“二野”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;“三野”是上海陈毅那一批人,这批人他们在文革时比较得势,文革之后他们也失势;那么第四野战军就是林彪的军队,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,林彪摔死之后也就不行了。

所以当邓小平回来的时候,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就非常高,这时邓小平已经掌握权力,但是他虽然有权,还没有名气,即最高领导人的头衔。怎么办呢?他就得想一个办法把华国锋换掉。

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,本来是讨论农业问题的,但是,陈云在这个会上率先发难,他说在文革中有很多的冤假错案,我们应该平反,比如说彭德怀的案件,(1976年)“四五运动”天安门事件等等;而对于那些在“文革”中犯下很多错误的人,耍了很多阴谋诡计、迫害了很多老干部的人,比如像康生这种人,我们应该揭露。结果这个问题当时一抛出整个会场局面就失控了。所以到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,他们就把当时本来讨论农业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了一些调整,这个调整就产生了两个结果:第一,就是改革开放;第二,就是要平反冤假错案。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重大的历史遗产。

实际上关于这个真理标准的大讨论,在1978年邓小平在真正掌权之后,我们就看到他退回来了;当时之所以放松这种讨论是为了抓权,一旦抓住权之后的话,你们就不要讨论了。所以邓小平在上台之后不久就镇压了(北京)西单的民主墙,然后逮捕了魏京生,中国当时的言论又出现了收紧的现象。


当时邓小平为了掌权,他要掌握军权的话,就要调动军队,把军队中那些听他话的人调上来,不听他话的人打下去,怎么办呢?你就无缘无故的突然说我要打倒谁,我要换什么人,这样的话,好像也名不正言不顺。所以邓小平在1979年发动了中越战争,所谓的“对越自卫反击战”,实际上是邓小平通过这样的一场战争把整个军队做了一个大的调整,这个事情我们在讲到中越战争的时候,将来有机会再说。

1978年后,中国就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,其中也对共产党过去的历史错误做出了部分的反思。这里要讲,中共的这种反思其实是非常不彻底的,因为如果你真正的彻底反思文革的话,就必然涉及到中国的体制问题。所以中共在1981年的时候,通过了一个叫做《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,也就是把中国过去的那些历史问题做了一个定性,但是没有对共产党,也没有对毛泽东做出根本的否定。

18个村民立下“生死状” 为分田
当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,还发生了一件事,1978年11月24日,当时安徽凤阳县有一个叫小岗村,这个村有18个村民,他们当时觉得日子实在是太苦了,过不下去了,所以他们就联名写了一个“生死状”,大家写上自己的名字,然后按上自己的手印。

干什么呢?就是分田。

因为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后,曾经一度通过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,但是很快通过所谓的农业合作化,建立人民公社,把土地又收归了国有。当时这个小岗村的人觉得,过去在共产党指导农业的非常僵化的体制之下,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惨,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干脆咱们把这些田分了,每一个人分自己家里的一块儿田,能打多少除了交公粮之外,剩下的归自己。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举措,但在当时看来是一个挑战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东西,因为共产党当时搞“一大二公”,搞这种农村合作化、人民公社,他们认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;而把土地再还给农民,一个人一块儿,回到家庭耕作方式,这个在他们看来是反马克思的。

所以这些人立了“生死状”之后,当时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万里支持农民搞这个活动;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,中国农村开始了这种承包制度。总而言之,当时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开始放松,同时在政治上由于胡耀邦成为了中共中央主席,后来又做中共中央总书记,也出现了一定的放松,这样在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相对来说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最宽松的10年。


走在一条路上畸形的“两条腿” 怎么不会撕裂呢?
1979年,邓小平就提出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,很多人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。赵紫阳也不断的在强调商品经济,后来就有人问他,说这个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?

因为中国以前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叫计划经济,就是说这个国家要生产什么样的东西,比如说多少匹布、多少钢材,甚至多少个鸡蛋、多少斤猪肉等等,还有什么样的粮食种多少亩、打多少粮食等等,这都是由国家统一指令性地计划,然后由地方来遵照执行,工厂来生产。这种计划经济其实是非常僵化的,因为人的需求,比如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想穿一件白衬衫,还是想穿一件蓝色的衬衫、还是黄色的衬衫呢?你怎么知道我这个领带是想要这个花色还是那个花色的呢,是吧?所以这种情况的话,每个人实际上有千变万化的需求,而当时中国却采用一种统一的指令性的计划,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中国当时的人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当时的外国人到中国,看到北京早上满大街全都是穿着同样蓝色的、同样款式的衣服的人在骑着自行车走,甚至自行车的款式也只有几种,所以当时他们管中国人叫“蓝蚁军”,就像蚂蚁一样穿着蓝色的、统一的衣服。

这就是计划经济带来的,它不可能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经济生产或者是社会生活,那么这种计划经济到了改革开放之后,要转换变成商品经济,实际上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。当时就有人问赵紫阳,既然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话,为什么你讲话中只提商品经济不提市场经济呢?赵紫阳就说:因为市场经济有鲜明的阶级烙印,大家会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产物,所以我们就提商品经济。那么也就是说,中国当时走上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,或者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这么一条路吧。


但是这条路,其实是有两个严重的问题,换句话说,这条路从1978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,已经走了41年了,还是没有走完。因为中国在加入WTO(世界贸易组织)之后一直到今天,都不被欧美国家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,也就是说,你的转型并没有完成,这是第一点;第二点,就是向市场经济过渡,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那一套,比如说独立的法治、言论的自由等等,这套东西都没有。所以中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变成真正的市场经济。

那么这个转型为什么经过41年还没有完成呢?那就是因为中国它基本上只是在经济层面上做一些变革,但是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改变共产党的“一党专政”。所以,在转型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,就像一个人的两条腿,有一条腿迈的非常快,另外一条腿死活不动,那么最后呢,这个人就可能会出现撕裂了。

中国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撕裂的这样一个社会。那么在改开放之后的话,由于这种撕裂就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,因为如果你真的想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时候,有些东西是不能市场化的,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把它的权力市场化,不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利去谋取个人的利益。政府在整个市场运作过程中扮演的是一个监管的角色,但是,中国在整个的转型过程中,政府它既是运动员,参与很多的生产,你看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都是相当于政府的企业,跟别人竞争然;同时它又是一个裁判员,制定这个市场的规则。所以,中国的经济就走上了一个畸形发展的路。


转型过程中中共采用渐进式 出现“价格双轨制”和“官倒”
那么在这个转型过程中,其实国际社会上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,一条叫作休克疗法。休克疗法这个话大家一听都觉得非常可怕,其实不是。休克疗法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过程中,在有的国家是相当成功的,比如说波兰、捷克,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突然间,比如说放开物价,把一切推向市场,一天之内很多问题就全都解决了。那么有些国家的转型,休克疗法就带来很多问题,比如说前苏联,是因为休克疗法在实行过程中有很多制约的因素,当时的政府没有考虑,而且计划制定的不够周详,包括前苏联很多共产党的势力还在垄断着一些东西,所以造成休克疗法不成功,这个并不完全是“休克疗法”本身的问题。

那么中共当时就决定不采用休克疗法,采用一种渐进的方式,此时就出现了一个情况,很多人可能听说过一个词,叫作价格双轨制。什么叫价格双轨制呢?就是当时中共决定,凡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生产,仍然由国家的指令来完成,比如说炼钢,炼五千万吨钢,这个工厂炼多少、那个工厂炼多少,把这样的指令发下去。但是实际上市场的需求要远远大于中共的指令。比如说市场需要六千万吨钢,那么这个时候中共就说,这些计划之外所生产出来的钢材就可以投向市场,这个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?

当然这个制定政策的人,他们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啊,比如说,我现在要造多少坦克、多少轮船、多少飞机,我需要多少吨钢,这些钢要保证它的质量、价格,价格便宜的话,我才能造得起。还有比如说明天要盖楼,需要多少钢材我就不知道了,不知道的这部分那你们就生产,生产完了之后投向市场,由市场来决定价格。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,就是同样一种商品有两个价格,那么既然如此,为什么我不能通过自己的权利,用低的价格把这些东西从生产厂家买出来,然后用高的价格把它投放在市场上卖出去呢?当然没有问题!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。

那么谁有权利这样做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能卖到一个高价呢?只有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,所以当时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名词叫作“官倒”,也就是只有官员才能够这样倒手,然后从中牟利,所以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。这种腐败问题其实造成了民间极大的不满,当时还有些其它别的问题,比如说物价闯关,等等,还有一些跟当时的政治启蒙运动,跟当时的政治启蒙思想有关的事情,也是造成“六四”的原因。


所以,实际上是当时整个中国经济形势、政治形势的一个合力,最后造成了“六四”的发生。但是,虽然民间在转型过程中积聚了很多的不满,特别是在转型过程中物价的上涨。当时1988年的时候,中国有一个“物价闯关”,当时会发现很多东西一下子就涨得非常多,在那一年,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近20%,这是一个什么概念?即使在现在西方的民主社会,通货膨胀率20%那也是相当高的了;而在那个时候,中国人根本就没有通货膨胀的概念,因为几十年的计划经济,它的工资和物价都是固定不变的,它是不涨价的,那么老百姓就是因为不涨价,他觉得存钱是有保障。

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赚的钱很少,一个月一个家庭大概只有100多块钱,好不容易可以攒下10块、20块钱存起来,攒了几十年,比如攒了2千、3千、5千块钱,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。那1千块钱攒起来可能要几年的时间,比如说他们家有5千块钱,突然间通货膨涨,5千块钱4千块的购买力了,损失1千块,那对于老百姓来说等于损失了几年的积蓄。当时老百姓非常的不满,很多人就冲到商场里面去购买产品,他觉得购买商品之后,把这个货币转化成商品就保值,所以当时什么冰箱、洗衣机、电视机等等,甚至说很多产品质量不行,或者有些已经坏的,老百姓都买,他就觉得只有买回家去,把这个钱换成商品才能够保值。

所以当时这些物价的上涨,包括“官倒”的出现,包括一些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在中国启蒙,就使中国大地已经酝酿出了一种很不安的思潮,那么这个不安的思潮是以什么事件作为导火索,突然间就爆发出来的呢?咱们下一次再详细的讨论。

责任编辑:文思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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